(大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大理671003)
[关键词]昆明市商会;云南人民自由保障委员会;革命支援
[中图分类号] K265:D66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2266( 2017) 09-0024-06
抗战胜利后，和平建国成为所有中国人民的呼声。而对于战后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国共两党对此问题有着截然不同的主张与策略，国共双方都进行了努力筹划，但终因解放区政权、国家军队化等问题分歧较大，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国民党最终将“双十协定”撕毁，内战爆发。此后，“求和平”“求安定”和“求民主”也成为了工商界和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在时局变动之际，云南各地商会积极参与地方政治和民主运动，而在全国各地解放之际，商会也积极拥护本省和平起义，表现了对和平事业积极的热情。
一、商会参与地方政治和民主运动
战后初期，云南商会积极参与国民大会代表和各地参议会议员的选举，希冀以此为平台，维护商人的权益;筹组云南人民自由保障委员会，保障人民团体的自由，也期盼能获得更大的政治权益;同时，商会组织牵头请愿运动，营救民主人士。
(一)参选国大代表和地方参议员
抗战胜利后，云南商会也试图积极参与政府的经济决策，挽救工商业的全面危机。各地商会希冀通过获选国大代表和地方参议会的议员，显示其在地方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也表现出商会力图渗入上层国家权力机关的强烈政治欲望。但由于此时云南各地的商会组织已呈现衰变的态势，加之商会领导的内部矛盾，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
在国民大会代表的选举中，昆明市商会应选出代表一名，先是李琢庵当选;严燮成作为候补，但两人最终都未得当选证，昆明纱布、纸烟等九十七个商业同业公会，代电有关上级力争无结果，没有人出席n]。据相关回忆记载，当时原国民党中央决定云南省商会应选出立法委员一人，昆明市商会应选出国大代表一人。省商联会理事长严燮成是云南有名的永昌祥大商号总经理，又是国民参政员，在商业界的声誉较高，一般估计中央提名，必然是以严燮成为立法委员候选人。又因李琢庵是昆明市商会的理事长，在商场上也有一定地位，很有可能被提名为昆明市商会国大代表候选人。严、李二人平时感情弥笃，交谊亦厚，均胸有成竹。、然而事与愿违。当全国总选事务所来电，要云南省选举事务所派人到京协商有关立法委员分配名额时，当时云南指派建设厅长范承枢赴京参加协商。结果云南省商业界，原定应选出立法委员一人，决定取消。并认为严燮成在云南资望比李琢庵高，中央便提名严燮成为云南省昆明市商业界国大代表候选人。李琢庵闻讯认为，严某贪得无厌，背信弃义，出卖亲友，不仅视若路人，甚至到处诽谤，形同决裂，结果彼此攻讦不息，严、李二人都没有选出，因此，昆明市商业界应产生的国大代表流产，没有出席国民大会乜1。商会的国大代表选举因此成为一场闹剧。
这一时期，在国民党、地方政府和中共地下党对云南统治权的争夺中，商会以团体身份再一次展现于地方政治的权益博弈之中，不仅在地方权力机构中有了自己的代言人，而且成为处理地方日常政务的重要力量之一，这主要集中体现在商会领导或会员对地方参议员的选举权上。在1945年云南各地方的参议员选举中，各县商会代表积极投身于选举活动中，且有一部分人当选为参议员或候补参议员。诸如在大理县参议员的选举结果中，当选的8位参议员中有3位是商会代表，9名候补参议员中有4名是商会人士‘31;鹤庆县参议会中，杨开泰、杨澄浦、李监廷3人被选为参议员，罗勋臣、张正卿、董光亮3人当选候补参议员¨1;曾任丽江县商会会长的赖敬庵当选为丽江县参议会议员，其他还有3位商会理事也当选为参议员和候补参议员b1。下关商会也通过法定程序选举了参议员，“先将合格参议员候选人名单公告，并依核定选举日期，于五月十八日午后二时，召开选举大会。蒙吴监选员莅会监选，票选结果，绍猷得票十一票，当选为参议员。刘振武得票四票，晋廷得票二票，当选为候补参议员。”[e3当然，在各地方当选为参议会参议员的商会理事或会员，其商业资本也较为雄厚，而且在地方社会也具有一定名望，是地方“商绅”阶层的代表人物，足可见商人及其商会组织在云南政治势力角逐中的重要影响。
(二)筹组成立云南人民自由保障委员会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在全体抗日军民的伟大力量面前，采取了假和谈、真反共的手段，在1945年10月10日签订的“国共和谈纪要”即“双十协定”中，有了保障民权自由等的决定。1946年1月举行的有各党派包括国共双方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开会时，蒋介石又曾作出四项诺言，其中第一项就是“尊重人民团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基本自由。”后来蒋介石一手撕毁了政治决议，发动了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内战，揭露了蒋介石许下的这些诺言只不过是一片空话。但是蒋介石为了掩盖他的独裁统治，仍然需要利用这些所谓“自由”的空话，作为空头政治口号来欺骗人民。由于多少年来人民渴望自由，这时有许多省就在蒋介石的空头政治口号下，及时建立了人民自由保障委员会，希望凭借人民团体的力量，能够真正获得这些自由‘7)256。257。在此情况下，云南省、市各级商会于1946年和各法团发起筹组云南人民自由保障委员会，草拟了组织章程，呈报了党政领导机关核准备案。实际上，这个人民自由保障委员会正好为国民党政府的空头政治口号装点了门面，以欺骗广大人民，所以在召开选举成立大会时，省社会处就派其组训科长顾致中到会“指导”。
大会在章程通过以后，向各地各机关法团发表就职通电，“我国近百年来，外受帝国主义之侵略，国家民族之独立自由，时被缚束;内受军阀贪污土劣败类之蹂躏，人民自由几全被剥夺。抗战期间，人民因倾力共赴国难，不计一切，而败类乃趁机侵凌其自由，肆行无忌。追怀往事，不寒而栗!兹幸抗战胜利，宪政即将实施之际，我国家民族之独立自由，固应拥护;人民之合法自由，亦应实现。政府有鉴及此，曾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时，郑重决议，人民可组织自由保障委员会，以维人权。滇人得此启示，俱感无比兴奋!”‘8 3并按照章程选出云南人民自由保障委员会的领导机构。“由云龙、李琢庵、严燮成、顾致中、曾昭德、缪嘉铭、李缢之、方绍坤、杨文清、邓和风、张邦翰、徐佩璜、杜振东、夏同文、熊庆来、刘镇宇、何少诚、徐继祖、卢迪身、毕灿云、陈德齐、董佩畹、黄美之、朱健飞，监察委员钱沧硕、苏春膏、段道源、王齐兴、赵永年、何睿、李澍、熊廷柱、严明高等25人当选为执行委员，钱沧硕等9人当选为监察委员，继互选甘汝棠为主任委员，赵永年为常务监察委员。除呈报云南省政府备案外，复于四月二日就职，并呈省政府主席卢，派陈处长廷璧监督，即日正式开始工作。同人等今后当本外求国家民族之独立自由，协助政府，消除继来之外力;内求实现宪典所予之法定人权，协助司法治安机关，割除剥蚀人民自由之一切暴力。职任所在，当悉力以赴，义无反顾。惟同人等职力有限，尚希各界不吝赐教，惠予协助，本会幸甚，全省人民幸甚!”[712-3该会在组织成立就绪后，详述其宗旨职责，向全滇父老发表宣言：“夫以个人奋起，保障自由，为力有限，收效不安，集体为之，庶几有豸，此本会之所以产生也!然试以本会同人与全滇人口相较，又何殊个人奋起，其为力亦感有限，收效究有几何哉?尚冀各界人士，对本会寄与莫大同情，直接间接，爱惜维护，补其所缺，而匡其不逮，俾本会同人不致贻折推覆陈之讥，则对于人民国家，岂日小补!夫良医之治病也，治于未然，不治于已然。吾人之保障自由，当法良医。苟不于积极方面，事前宣传启示，使人人知自由之当尊重，而仅于消极方面，事后奔走呼号，保障被侵犯自由之人人，抑末矣!基于此义：窃愿上自政府，下迄民众，勿于法律之外而剥夺人之自由，勿于权威之下蹂躏人之自由，勿凭一时暴力而侵犯人之自由，勿存万种私心而灭绝人之自由，而受法律之制裁矣!苟人人能‘自重’、‘自爱’、‘自省’，以行使其自由，则人我胥熙拥于自由之中，尚何保障之可言哉!今者战胜强邻，着手建国，我国民政府主席蒋公，屡次昭示保障人民各种自由，而人民自由之保障亦无不载诸宪典，惜乎教育未能普及人民鲜识自由之真谛，益以尚有少数无纪律之军队，以及贪官污吏劣绅土豪，作祟其间，蹂躏人权，侵犯自由，亦意中事。如有此种事件发生，本会义难坐视，尚希受害者举以相告，本会誓就力之所及，加以检举，施以援助，藉保人民之自由。盖本会同人，对于保障自由，不仅愿贡曲突徒薪之谋，更愿作焦头烂额之人也，我父老昆弟诸姑伯姊，其共鉴之!”凹1此后，该会将其组织成立情况通电告知全国各地商会，“贵会秉承政治协商会议决议，发起组织依次筹备成立，足征办理敏捷，殊比钦佩，至对于解释人民之基本自由与合法自由，阐明意义尤为精当，新猷谠讼洵为各会倡导之资，兹准前由，除移知本处武汉人民自由保障委员会外，用特电复，并申贺忱汉口市商会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程。”
云南人民自由保障委员会成立后，首先在各报刊发表了云南人民自由保障委员会的成立宣言，宣言发表后，各县商会纷纷响应，先后成立了许多县级的人民自由保障委员会。这时正是蒋介石蓄意发动内战，积极镇压民主运动的紧张时期。同样在昆明也出现了非执法机关对人民乱捕、拘押及私设法庭审讯等蹂躏人权事件。当该会成立宣言发表后，接着就有本市和外县地区的人民纷纷来文申诉或到会呼吁，求助解决遭受非法侵犯人权的事实。
这些经常不断向该会的申诉和呼吁，先后达数百件之多，经过调查了解，提经理监联席会议认真研讨，逐一答复。对侵犯人权的机关则函请其上级予以查办、制止和裁处，有的是执法机关违法，如宪警、军队、县府、法院等，在报刊揭发，并申请云贵监察使署查办弹劾。但在当时的政治和社会局势下，这种局面只可能是在人民的强大压力下的昙花一现，真正的人权自由，是不可能得到保障的7J258。如在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内战的几年中，加紧压榨人民血汗，加紧滥发钞票，以供军需，从法币、关金券到金元券等几种钞票滥了又改，改了又滥，到1949年，物价一日数涨，金元券几成废纸，人民不堪其苦。是年二月十二日，当有人拿着五十元面额的金元券到昆明中央银行交付和兑换时，被盖上“伪钞作废”的图戳，接着就爆发了大批持券群众纷纷涌人中央银行要求兑换，人群越聚越多，以至秩序大乱，银行职员离柜逃避。此时群情更加愤怒，砸门破窗，捣毁了营业室。省主席卢汉闻讯派宪警前往弹压，并围捕了多人。卢汉随到现场，设置公案，草草审讯，当场枪毙了21人7)258-259。即所谓的“南屏街事件”。这次事件后，云南人民自由保障委员会召开了紧急执监联席会研讨，一致认为卢汉身为主席，如此蛮干，保障人权的工作已经无法进行，并即议决，发表通电，宣告结束会务。由此表明，云南省、市商会联合各法团、社会人士发起组织的云南人民自由保障委员会，最后的结果是以国民党政府的血腥镇压事件而告终。
(三)商会请愿营救民主人士
1949年云南起义前夕，由于蒋介石政权反人民的种种暴行，激起了人民反蒋思潮的极度高涨，昆明各界人士，特别是省议员中的民主人士，在省参议会上指斥反动政权的各种倒行逆施最为剧烈。
蒋介石以所谓“安定后方秩序，戡乱建国”为名，压t迫卢汉做成一项政治交易，并即派遣军统头目徐远举、毛人凤等大批特务相继到昆，通过卢汉执行他要逮捕杨杰、陈复光等许多进步人士的任务。1949年9月9日开始了由军统特务主持的“九九整肃”，大规模逮捕，一两天内就逮捕了民主人士、学生、工人等四百多人投入监狱。9月12日以后，又继续逮捕了许多无辜群众，并在监狱中对被捕人员施用种种酷刑拷问逼供，一时恐怖气氛布满全城。在所谓军事法庭的审讯判处中，卢汉坚持认为，如果有判处死刑的，要有充足的证据和理由，一定要慎重，不可轻率从事。最后这个法庭作出枪毙37人的判决，其余数百人分别判处无期或有期徒刑和管制，并将判决书送请卢汉处理。以后特务们又几次催请执行，但卢汉有意久拖不决。
1949年11月8日，代总统李宗仁来到昆明，欲与卢汉商谈滇桂联防反共事宜。此时即有省府委员杨文清，秉承卢汉的指示，他告诉农会的负责人褚守庄转告市商会理事长赵永年，由市商会出面发起，约集其他人民团体向李请愿，要求从宽释放“整肃”被捕人员。经市商会邀请了本市的工会、农会、教育会、妇女会等各人民团体共同商讨，一致同意联名向李代总统请愿，并即拟具请愿书，由各人民团体联署盖章，然后公推省、市商会负责人赵永年、何劲修，代表各人民团体前往谒见李代总统面呈。代表们到五华山，由卢汉引见了李代总统，呈递了请愿书后，李答复说，已与本省当局商议，从宽处理。以后才知道，当时是卢汉在中共对他做了许多争取工作后，已经逐步转到人民立场上来，有意要解决“整肃”问题，便利用李宗仁来昆的机会，发动各人民团体向李请愿，又央请原任云贵监察使的李根源，当面向李恳求释放。李见大势已去，落得做个顺水人情，在请愿书上批了“交卢主任从宽处理”八个字。11月12日李宗仁走后，卢汉有了抵制军统特务挟持的正大理由，就下令按“从宽处理”原则重新受审，以后即将“整肃”逮捕的人士分批请保释放，至11月下旬完全释放出狱nⅫ”。
二、商会对中共革命的支援与拥护
中共云南地下党作为战后云南重要的政治势力之一，在解放前夕，中共为了争取有利的支援，更顺利地完成云南的和平解放事业，中共云南地下党和武装组织也积极团结商会及各同业公会中的先进人士，尽量争取获得云南工商界人士的支援，为迎接云南和平解放出力。对此，各地商会中的上层领导也积极认清形势，在解放军进驻滇境之际，以实际行动拥护本省的和平解放事业。
(一)支援中共云南地下党的武装斗争
1945年以后，在中共云南地下党和昆明民主运动的影响下，一些民族工商业者愈加同情、倾向并支持革命。王少岩、王昭明兄弟利用工商界人士的身份，数次掩护中共地下党负责同志在王家开秘密会议，并给予地下党经济上的支援。周润苍利用大道生创办的“峨岷中小学校”，吸收一批党员和积极分子担任教师，使该校成为中共云南工委长期开展工作的一个据点。办校十余年间，先后有38名共产党员、15名进步教师在校工作过。黄美之慨然筹措半开银元3万元，由自己开设在昆明的商号美兴和汇交中共个旧县委，为边纵游击队购买枪支弹药和医药用品。1948年，地下党指示杨青田竞选省参议会副议长，以利于工作开展。工商界人士刘淑清在南屏电影院上宴请参议员80余人，帮助杨青田进行竞选活动。她还多次提供南屏电影院楼上会客室作为进步参议员聚会的场所。郑一斋慷慨解囊，多次资助地下党及民主运动。
工商界人士还支持中共地下武装斗争，1938年至1949年，中共滇南地委重要活动基地建民中学开办期间，个旧工商界上层人士马亦眉任该校董事长，黄美之、邵连义、李振泽、刘福五等任校董，为中共在滇南地区开展武装斗争培养和造就了大批革命者。李振泽、刘福五等开办锡矿合作社，扶助中小厂商，为中共地下党提供活动经费银币半开3 000余元，还为游击队购买枪支、药品等。1949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十支队进驻个旧时，个旧商会为部队捐衣物1 300余件，并筹集银元半开6.8万元、粮食2万公斤、柴禾1万余公斤支援部队n2]。1948年，鹤庆商会会长由第一任会长杨德宝的后代杨维基担任，此人为人比较开明，只任职10个月，因永胜“民主联军”占据鹤庆，商会瓦解。“民主联军”撤回永胜后，为维持局面和控制政权，县工委支持倾向于中国共产党的杨维基出任县长，表面上接受卢汉的委任，实际工作服从地下党的指挥n”。鹤庆宣布解放后，杨维基任鹤庆县政务委员会主任，后任大理州政协委员。
(二)拥护本省和平起义
时任云南省政府主席的卢汉，在人民解放大军向西南胜利进军、蒋介石逃往台湾后，中共对他做了许多启发、劝导、争取的政治工作，并经过多次反复曲折，终于使他有了转变，站到人民的一边来，决定在1949年12月9日晚10时宣布云南全省和平起义。全省人民欢欣鼓舞，拍手称庆。就工商界而言，过去虽然表现了倚附反动政权的软弱性，但多少年来，在反动统治下经历的天灾人祸和横征暴敛，已吃尽了苦头，特别是抗战胜利后几年，反动派变本加厉地镇压和榨取，币制贬值终至成为废纸，公行贿赂，贪污腐化以及封仓、限价、派款等种种暴政，更有切肤之痛。对此时的卢汉宣布本省起义，既有“大势所趋”的一致认识，更有“喜见光明”的强烈感受，所以衷心拥护。宣布起义的次晨，即由昆明市商会理事长兼代理省商联会理事长赵永年召开省、市商会理监事紧急联席会议，一致表示衷心拥护起义，决定由省、市商会立即发表拥护起义的庄严声明，以表全省工商界喜迎解放的激动心情。当即拟具声明文告送往报社发表n 249。11日晨，正义报已在第一版用大字刊出云南省商会联合会理事长卢俊卿、昆明市商会理事长赵永年率全省、全市工商业者“拥护本省起义”的公启71250。
和平起义以后，-在人民解放军尚未到来之际，成立了以卢汉为主席的临时军政委员会，以处理起义后和接管前这段过渡时期的军政大事。正当昆明市人民欢庆解放之际，逃到台湾的蒋介石却不甘心溃败，命令他的驻滇第八军及二十六军合组成第八兵团进攻昆明，妄图扼杀起义，以昆明作为他垂死挣扎的最后基地。当时敌军约6万人，起义部队只有4万，部分尚在滇西，且多为才成立几个月的部队，装备很差，没有重武器。卢汉主席为了节约兵力，争取主动，收缩了战线，构筑了坚固的城防工事，于是展开了保卫昆明的激烈战斗。从12月16日开始至20日5天内，敌军发起猛烈进攻，并组织了敢死队多次冲锋，我军士气旺盛，奋起迎击，多次打退敌军冲锋，战斗异常激烈，至19日巫家坝机场失守，形势非常紧张。全市人民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掀起了全力支援保卫战的高潮。省、市商会在战斗即将开始时，就发动各行业出动壮丁，征集大批防御器材如麻袋、木材等协助工事，在战斗进行中，又不断运送大量饼干、糖果、香烟、药品、粮食、毛巾、香皂等慰劳物品，并由汽车运输业出动汽车协助运输，所有理监事及工作人员都日夜工作。
由于传来解放军即将到来的消息，我军士气大振，并力死守，以猛烈的炮火一再粉碎了敌军的冲锋。延至21日，敌军因我解放大军前锋已抵曲靖，被迫放弃攻占昆明的企图，仓皇南撤。解放大军未进昆明，即沿逃敌路线，穷追猛打，歼灭逃敌于滇境。在保卫战进行中，反动派还从台湾派飞机前来配合进攻，滥炸市区，五华山省政府附近民房多处被毁，炸死炸伤多人(7)250。由于一些畏惧空袭的铺户疏散逃避，形成商店关门，日用商品难于购买的情况。昆明市商会及时出动工作人员，分头召集各同业公会负责人，说明保卫战在人民全力支持下，必能坚持下去，解放大军即将莅昆，劝令大家协力同心度过短期难关。经劝说后，大家都能看清形势，两三天内即陆续开门营业，恢复了市场供应门]2”。
在争取鹤庆县和平解放的历程中，中共鹤庆地方组织鉴于当时的县商会会长、宝兴祥商号经理杨维基比较开明，在鹤庆工商界较有声望。于是多次派人动员杨维基出任鹤庆县县长(原鹤庆县县长已逃亡)，以稳定局势。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杨维基通过民选方式当上了县长，并得到了卢汉政府的委任。他就任县长后，重大政事都积极配合地下党的指挥n们。在杨维基这个“两面政权的县长”的主动配合下，鹤庆县顺利迎来了1949年7月1日的和平解放。根据杨维基的回忆，当年组建地下党革命武装购买枪支时，“由于当时县上财政没有收入，只好卖积谷，但其得仍不够支付，不足的数是由我拿出来支付的”n引。
总而言之，抗战胜利后，云南商会希冀通过获选国大代表和地方参议会的议员，显示其在地方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也表现出商会力图渗入上层国家权力机关的强烈政治欲望。但由于此时云南各地的商会组织已呈现衰变的态势，加之商会领导的内部矛盾，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云南省、市商会联合各法团、社会人士发起组织的云南人民自由保障委员会，最后的结果是以国民党政府的血腥镇压事件而告终。中共云南地下党作为战后云南重要的政治势力之一，在解放前夕，中共为了争取有利的支援，更加顺利地完成云南的和平解放事业，也积极团结商会及各同业公会中的先进人士，尽量争取获得云南工商界人士的支援，为迎接云南和平解放出力。因此，近代云南商会随着时局的变动，也因时顺势地以实际行动顺应了民主潮流的发展，相当一部分地方商会及其领导也积极支援了中共的革命斗争和和平解放事业，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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